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一、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研究藩镇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时，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三、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
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