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苏青尚未创办杂志，她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写作。但是她的笔不如张爱玲勤快，稿费时断时续，这便让她的生活有时十分难堪。
她的一篇《谈离婚》让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大为赞叹，认为她将离婚男女的心态写活了。得知苏青急切地想得到一份工作养家，陈公博便主动提笔给苏青写了一封信，请她做市府专员，帮着整理文件。苏青也没有犹豫，欣然接受了这一切。
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收到一封密信，一位好心人提醒苏青，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太危险，须提防有人暗中下毒手。
苏青看了信后非常害怕，陈公博也看出她的苦恼，便暗中寄给她10万块现大洋，让她创办一份杂志。
当时印报纸杂志的白纸十分紧张，陈公博又为她弄到了两车皮白纸。苏青片刻不想等待，立马行动，注册了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社。
去运纸的那天，苏青起了个大早，跟着卡车司机亲自去押运。满满一卡车白纸，苏青就坐在纸堆上，车子开得飞快，大风将她的头发吹起来，纸堆有弹性，摇摇晃晃的，她招摇过市，得意扬扬。
这时候，上海的小报上关于苏青是陈公博的“露水妃子”、张爱玲是胡兰成的“文艺姘头”正在风传。苏青将小报拿给张爱玲看，张爱玲推开说：“我从来不看这个。”苏青其实也不看，是朋友特地给她留着的，她一把火将一沓小报全烧了，却再也无法摆脱陈公博。
两年后的某一天，一个叫姜贵的人来看她，给她带来了一张报纸，上面正是陈公博被处决的照片。苏青吓得面无人色，将一张银行存折交给姜贵说：“全给你，你帮我处理吧。”上面的钱全是陈公博打给她的。
曾经的闺密不再提
陈公博被处决后，大街上什么说法都有，到处人心惶惶。苏青深居简出，她尽可能低调，不想再惹出任何麻烦。但是要想恢复到成名前的平静怕是不可能了，总有男人不请自来，这姜贵便是其中一位。
当时姜贵看到苏青的小说，心生向往，两个人来来往往，后来同居。陈公博被枪毙后，姜贵怕引火烧身，住到无锡不再回上海。偶尔，姜贵会赶晚上的车到上海，在斜桥弄苏青的公寓里住上半宿，只住半宿，天不亮就赶早班车回无锡。
每次过来，他都打电话通知苏青，她就早早把孩子们安排在地板上睡觉。深更半夜，姜贵走进去，地板上横七竖八睡的都是孩子。姜贵左一脚右一脚跳跃着从地板上走过，小心又小心，生怕一脚踩到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苏青一个人寂寞地坐在藤椅上等着他。
后来姜贵和苏青渐行渐远。苏青后来把她与姜贵的交往全写进了小说《续结婚十年》中，这完全是一部纪实小说，所有与苏青有过交往的人物全部可以从其中找到对应，除了曾经的闺密张爱玲。多年以后，张爱玲的纪实小说《小团圆》出版，所有她结交过的人物也写了个遍，就是不提苏青。
一对歧途佳人
苏青的最后一部小说叫《歧途佳人》，其实她与张爱玲才是真正的歧途佳人。或出于某种目的，或因为少不更事，她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结识了不靠谱的男人，分别在两条歧途上走了很远，最后殊途同归：都穷困潦倒，抑郁而故。不同的是，一个死在国内，一个死在他乡。
1949年以后，张爱玲冷静地观察了一段时间，还亲赴乡村参加土改。看到当时许多的口号和过激的做派，她无法忍受，认定自己在国内前景不容乐观。
满大街统一的蓝或黑的人民装在她眼里是那么难看，她对弟弟张子静说：“这样的衣裳打死我也不能穿。”她后来借口去香港大学复读，从深圳罗湖出关到香港，最后又前往美国。
与张爱玲相比，苏青的适应能力要强得多，她在一夜之间就顺应时代潮流穿上一套女式“人民装”，混迹在人流中，根本看不出她曾经是老上海当红的女作家。
她最后选择留在大陆，是相信自己有能力活下去，也相信不管什么人当政，柴米油盐的日子总是要让人过，无非就是找一个挣钱养家的职业。苏青后来做了编剧，“反右”时受“胡风事件”牵连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工资停发，苏青生病时连两块钱的出诊费都掏不出，于1982年冬天含恨而故。
13年后的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遗体被人发现，在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察看我的遗体，不要举行任何仪式，将骨灰随便抛弃在荒漠无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