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工程师群体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一直如此。
卓越的工程师群体构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核心，而这恰恰是后来众多效仿者所忽视的。在这些工程师的研发下，“波波沙”冲锋枪、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强击机等众多神兵利器成为苏军最锋利的“刺刀”。
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德意日在“反苏”大旗之下聚拢在了一起，英法顺水推舟的希望祸水东引以缓解随着自身持续衰落所面临的地缘危机，至于美国则宛若一团巨大的迷雾，潜藏在大洋深处默默窥探着欧洲的动向。在此背景之下，斯大林有理由担心世界上会出现一个空前庞大的反苏联盟，尽快将苏联提升至军事大国行列就显得迫在眉睫。
苏德走近，震撼全球
事实上，苏联和英国所面临的地缘困境类似，都有可能面临一个空前庞大的敌对阵营，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推翻世界霸主、建立新秩序还是绞杀苏维埃政权的动机上。由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大肆鼓噪，英国首相张伯伦有理由相信通过绥靖政策可以迫使德苏双方率先发生碰撞。正所谓驱虎吞狼、坐收渔利，斯大林同样深谙此道。
早在1935年张伯伦还没有在英国上台之时，斯大林就曾写信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清晰地表达了挑动欧洲各国相互争斗，确保苏联置身事外，从而攫取战略主动安全的目的。
斯大林在东亚，通过军援中国来牵制日本，又利用日本来制约美国。在欧洲则同时保持与英法和德国的接触，以为后招蓄势。在苏联的战略安排中，以欧洲为主、亚洲为辅，但20世纪30年代日本陆军激进派的北进姿态导致亚洲问题远比欧洲方向紧迫，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苏开战的可能性骤增。
为此苏军在远东部署的兵力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六个步兵师、两国骑兵师一跃上升至了1936年底的十六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坦克1200辆、飞机1200架、潜水艇30艘，总计兵力约29万人。此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总兵力也不过8万人，更罔论交通条件的改善导致苏军机动运输能力增强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增强在远东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住了日军。而在欧洲，斯大林则着力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借以对抗由德意日构成的反苏集团。不过，张伯伦显然看到了苏联想要离间英国与德日关系的意图，故而态度极为抵触。所以苏联转而求其次，寻求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签署互助条约。
当时的法国根据一战的经验，其国防战略以防御为主，为此修筑了颇为精良的马其诺防线，不可能主动攻击德国。换言之，如若德国率先攻击苏、捷，法国将坐视不管；如若率先攻击法国，捷、苏却要承担牵制德国的责任，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显然是一个“糟糕的协议”。
然而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希特勒转手就肢解了捷克斯诺伐克，这促使英国民意出现逆转，张伯伦下台、丘吉尔上台。英国人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对波兰、罗马尼亚乃至希腊的安全责任。英国因波兰问题被迫与德国对立，而德国也因罗马尼亚同时涉及苏德两国，于1939年初决定谋求苏德合作。
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遇，苏德两国迅速走进，并于当年8月签订了震惊世界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国际地缘格局随之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