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仅包括传统上的西亚和北非区域，还延伸到了巴尔干地区。虽然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在政治、军事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要求建立一个纯粹由穆斯林组成的国家，相反它以“米列特”制度对疆域内的“有经人”予以治理，体现出宗教宽容和认可多元并存的态度。
在这一制度之下，帝国将臣民分为穆斯林、希腊东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和犹太人四个米列特，每一个米列特代表一个宗教自治社团，有自己的法官、税务官和宗教权威。
在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之后，奥斯曼苏丹拜亚齐二世更是下令各地总督向犹太人敞开大门，为他们提供帮助。在奥斯曼苏丹治下的犹太人写信给自己遍布欧洲的朋友和代理人，鼓励他们一同投奔帝国。
犹太人怀揣可以开启格拉纳达香料的仓库、犹太会堂和银行的钥匙，心存返回故乡执念，陆续在奥斯曼帝国的各大城市安下了家。当时的一句谚语说“宁要苏丹的头巾，不要主教的法冠”，就侧面体现出奥斯曼帝国的宽容。
激进极端泛滥和宗教多元缺失并存
20世纪前半期，历史上穆斯林帝国曾长期统治的西亚北非地区陆续建立起了多个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一部分的同时，西方处理宗教少数派的观念也影响到了穆斯林世界。
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批犹太人进入阿拉伯地区，这使得从传统帝国遗产中四分五裂产生出的诸多穆斯林国家面临深刻的困境。之后西方的政治干预更促使穆斯林处理宗教多元的传统观念和实践产生重大的变化。
在“有经人”曾经生活了上千年的地区，此前较为积极的宗教多元关系形态渐渐消失。
今天，西亚北非政治版图不断碎片化，这显示出二战之后建立的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治理均遭遇严峻挑战。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板块，这一地区政治秩序的崩溃已经并将继续带来进一步的系统性风险，并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蔓延的肥沃土壤。
应该看到，与宗教有关的暴力从来不是某个宗教或是某个传统所独有。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上都曾出现与今天伊斯兰世界类似的暴力。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一个宗教会显现出劝人向善、注重两世吉庆的特点，但是处在丛林法则之下的人群，则会更青睐宗教中那些崇尚武力、排斥异己的因素。
恩格斯把宗教定义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今天，不论激进极端的泛滥还是宗教多元的缺失，也正以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教信仰者所处的现实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