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特点
“梅村体”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吴伟业极富个性的七言歌行体诗歌的名称，它来源于六朝时形成的七言歌行体，在“初唐四杰”等诗人的手中，扩大了它的题材范围，发展了它的表现形式，形成新的特点。清初吴梅村继之又发展了此体，吴梅村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一生沉吟不断，诗作今存一千多首，早年春风得意，春花满眼，故多风华绮丽之作，中年以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多哀怨凄婉之音，晚年心境愈加凄苦，其诗愈多苍凉悲楚之调。
后人对吴梅村的叙事诗的评价，历来都是认为是“诗史”，通过诗歌寄寓兴亡之感，具有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特点。关于“梅村体”的评价最为知名的是：“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这段评价道出了“梅村体”的艺术渊源与独特风格。
吴梅村的诗具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它不以纯客观的叙事为主，因此显示出强烈的主观抒情性，而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诗歌结构的安排也受此影响。所以他的叙事时常出现大幅度的跳跃，如《圆圆曲》写吴三桂从农民军手中夺回陈圆圆，只用了两句：“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娥眉匹马还”，期间的曲折全省去了。
《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写弘光朝灭亡，也只用了两句：“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鸳湖曲》中写吴昌时竹亭湖墅由盛到衰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昌时的被杀，还有一次是朝代的更迭，而第二次变化完全是从“宁使当时没县宫，不堪朝市都非故”这两句感叹中透露出来的，诗中并没有做任何交代。诗人这样写，尽可能的省去了客观的记录，以便腾出更多的笔墨抒情。凡是遇到适合抒情的地方，比如诗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易代前后反差巨大的氛围景象，他都泼墨如雨，写得十分酣畅。
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特色。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他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
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
“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
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它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限制，不仅重新组合纷繁的历史事件，动人心魄，也使情节波澜曲折，富于传奇色彩。细腻地刻画心理，委婉地抒发感情，比喻、联珠的运用，历史典故与前人诗句的化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注重转韵，每一转韵即进入新的层次。诗人画龙点睛般的议论穿插于叙事中，批判力量蓄积于错金镂彩的华丽辞藻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精警隽永，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
悲剧手法
只要粗略阅读这些作品，可突出感受到吴梅村在创作时展现悲剧场景的方式粘着于以人系事的手法上，而对场景的裁取却显示出独到的匠心，具有典型性的场面伴随着个人遭际浮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在个别人的具有原生态的真实事迹中，能够窥见历史普遍的真实。“史主于纪大而略小”，“诗主于阐幽探赜”。
吴梅村诗中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描述，既能补史之阙，复可以小见大，在个体抒情外，追索某种特殊事件在历史中反映的意义，这是吴诗总的特点。其中战争悲剧诗与政治悲剧诗通常采用在历史的铺叙中凸现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的手法，而在宫廷悲剧诗、艺人平民悲剧诗中借诗中人物的遭际命运来寓历史的幽思。
前者诗人在创作时侧重于历史事件的记述，史家的褒贬手法分明；后者着重于诗中人物的叹惋，诗歌的抒情性特征更浓些。尽管诗人对不同题材，运用的手法各有侧重，但以诗史思维方式把握对象，凭借时代机遇的予赠，这也不能不说是诗史异质同源的一种文化遇合。秉承史家“以人记事”的传统，而又能自然而然地与诗美艺术的“以个别寓普遍”的要求相结合，正所谓“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这也不能不说是诗史异质同源的一种文化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