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之争
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建议，派遣“征韩”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鲜，并下达了调查任务，如，朝鲜与清廷关系、内政是否紊乱、有无适宜军港、军备情况，其军事意图昭然若揭。
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向政府报告朝鲜情况。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采纳了，外务省综合三使者报告，向其提出的方案，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义质出使中国谈判建交与通商事宜，另派外务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国情，并再次递交遭拒之国书。然对朝外交难有明显进展。
因此，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决定改弦更张，于1872年8月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外务省直接管理。
到了1873年，围绕者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苍岩具视、大久保礼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两派的争执以一场大政变（西南政变）的发生，西乡隆盛等征韩派退出政府而告终。
“征韩论”之争,并不能归结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
恰恰相反，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问题。所以，所谓“征韩论”之争，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之争而已。
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
影响
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征韩论”无疑对日本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新元勋西乡隆盛因此造反，酿成西南之乱。伊藤博文被刺杀，都与此有关。
韩国这时又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了，又迎来日本，大院君与儿媳闵妃间矛盾激化。
1882年，大院君将闵妃党羽逮捕，日本军队做乱，幸好时任大清国驻韩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凯手中有兵权，将日本军杀退，救出了大院君。
到了明治43年，韩国终于被日本吞灭，改为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