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有人评价说：“伯希和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论及“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将伯希和列于“七位华风西被的汉学家”的第二位。而以学术造诣论，伯希和无疑位居首席。
中国学领袖
伯希和是今日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及中国。然而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
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