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取中原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臣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为帝，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
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欺负范文程，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是否会舍此不究。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
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不久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说李自成已攻破北京，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进是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如今既然农民军已先据北京，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
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
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李自成败走，清兵入关，并乘势追击。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农民大多都逃走了。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于是安定下来。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开国定制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京畿刚刚得到平定，各地都有战事。所以发布文告，发给军需等事项，事无巨细，都要范文程来处理，他昼夜都在宫内办事，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
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北京里一些人，假托搜捕乱贼，纷纷出面相互告发，恐怕会互相仇害，造成事端，应该禁止。”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严禁士卒抢夺。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本是故明的百姓，竟然敢弑君并暴尸，实在是天人共愤，法不容诛，今天下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著礼部、太常寺以帝王的规格厚葬崇祯帝。“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
功成引退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兵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多尔衮权大逼帝，同僚刚林、希宠背主转附多尔衮，福临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满。兼之，几年以前豫王多铎夺己妻遭罚，难免有恨，恐将恃权报仇。
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多铎谋害，就得离弃幼君投靠多尔衮，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要开罪于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范文程决定托疾家居。此情当然引起多尔衮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于开国定制大有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逝，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以谄附多尔衮妄改《太祖实录》删去大福晋阿巴亥等事，被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覆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不久，范文程即复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