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美国学者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学者安德烈亚·博尔共同出版了一本“危言耸听”的著作，名字叫——《光棍：亚洲人口男性过剩的安全意义》。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男性人口过剩将导致高犯罪率、社会不安甚至国际战争的危机。
作者把矛头指向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捻军起义”作为探讨性别失衡和社会暴力的典型案例。他们认为，华北地区未婚男青年数量过大导致了社会叛乱的发生。对此，我们充满疑惑：剩男们真有那么大的破坏力吗？捻军起义真是因为男光棍过多造成的吗？
“光棍”的愤怒
19世纪，华北地区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例高达129：100，有四分之一的男性难以结婚，大量的男性终身未婚。19世纪上半叶，该地区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地方的动荡，许多人死于饥荒。捻军名义上的大首领张乐行，他家乡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但在一场严重的洪灾后，“全村只剩下一柜子绿豆”。他的家乡尚且如此，其他村庄灾后之惨象可想而知。
当时，人们很难把女孩嫁出去，因此多不愿意生养女孩。溺婴、弃婴现象大量存在。据估计，大约每1000名女婴中就有300名被杀害，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性别比例失衡，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
适婚年龄的男性找不到媳妇，有的终身没有结婚，压抑的性欲望使得他们变得焦躁不安，酗酒、赌博、打架成为常事，其中多数人变成游离于乡村生活的游民、流氓，甚至成群结队去参与打斗、偷窃，乃至落草为寇。
在上世纪50年代，安徽科学分院历史研究组的成员们对捻军发源地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发现，捻军起事之初，确实广泛存在着群聚集镇、酗酒、赌博以及由争光棍引起的打斗。一些有关捻军或捻军首领的传说中，均掺杂着“众聚而饮、赌博、争光棍”的事情。
在皖北地区，这种为了占有地盘、出人头地而打拼的行为叫做“争光棍”。不带儿化音的“光棍”是“人物”的意思，即老百姓口中的“能人”。“光棍”也分善恶好坏：坏事干得多的人称为“五狼光棍”；平时也做一些好事，受老百姓拥护，其首领便被称为“仁义光棍”。不管是好光棍还是坏光棍，往往弟兄多、面子大、结交广。
许多“捻子”都出自兄弟众多的家庭，祖上积攒的钱财难以为每一个成年男子提供成亲的花费与彩礼，结婚成了难以解决的经济负担。捻军的首领之一的田振邦，他的弟兄共有六人，其中四人“都干捻子”。另一个著名的捻军首领刘狗，其弟兄共四人，挤在一个草棚子里居住。结婚无疑是一道生活难题。
光棍们一旦获得生杀予夺的权势，首先要满足压抑已久的性欲望和异于常人的占有欲。比如刘狗、刘尿弟兄装旗起事以后，两人在邓楼、张寨弄起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刘狗弟兄四人“驮人家六、七十闺女媳妇”。刘尿为自己掳掠来“十八房家眷，上集时一人骑一匹马”。义门地区群众对刘狗弟兄的暴虐性情和霸占妇女的行为深恶痛绝，民间有传闻说：“有一次刘狗路过邓竹园，一个妇女在地里摘绿豆，抬起头来望他，刘狗说：你望我干啥？就叫手下人把她杀了。”
捻军小士兵张皮绠
“捻子”在皖北兴起后，迅速显示了强悍的战斗力和破坏力。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陷落以后，“捻子”与在江北的太平军余部结合，形成了剽勇善战的“捻军”。他们以“步骑结合、机动灵活、变幻不定”的作战方式，纵横黄淮平原与北方大地。清军难挡其锋锐，连战失利，就连骁勇善战的“僧王”僧格林沁也被捻军的一个名叫张皮绠的小士兵在麦田斩杀。从1855年到1868年，光棍们组成的持续不断武装起义对清朝统治构成巨大威胁，十余万捻军部队活跃于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清朝政府不得不借助外国军事力量，费时数年才最终将其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