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之父是谁_萧友梅的音乐贡献

创办音乐院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经他力争，政府终于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萧友梅作为“音乐院筹备员”提出了一个按招生人数分年递加经费的5年计划，每年招生50名，需经常费每月3000元。至于所需的60000元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财政部仅许以“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的空头支票。头一个月的经常费还是萧友梅在孙中山大总统府时的同事杨铨为之力争来的。萧友梅10月24日收到此款，遵从杨铨“赶快筹备”的嘱咐，就用这3000元权充开办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

音乐院租用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56号为校舍，1927年10月26日登报招生,11月1日起报名。由于正常开学日期已过，投考者不多，好在招生广告上写明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校长，学生才逐渐增多。经过考试，共录取了23名学生。萧友梅被聘为国立音乐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后蔡元培因公务繁忙，任命萧友梅为代院长。次年又聘任萧为院长，但他三次回函谦辞未就。

音乐院创办以后，因经费短缺而常不能按时交纳房租，院址不得不频繁迁移。1928年2月迁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两座洋房，8月又迁至毕勋路（今汾阳路）。由于学生增多，学院每月经常费加至5000元，但是财政仍然十分紧张。1929年6月，学生因宿杂费问题和校方发生冲突而罢课，并激发了学潮。萧友梅因此事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国立音乐院宣告停办。萧友梅积劳咯血去莫干山养病。

适逢南京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都改为专科学校，萧友梅为此于1929年7月致函同盟会挚友，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说明国内外的情况，希望仍单独设立音乐院，7月26日南京政府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萧的意见未被采纳。8月19日教育部长蒋梦麟聘请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原音乐院的学生需凭音专的通知重新注册；冼星海、熊乐枕、蒋凤之、陈振铎等12名学潮中为首的学生仅收到一张“学分成绩单”，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后来成为大音乐家的冼星海是萧友梅曾经帮助过的学生，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被当局开除令萧友梅非常痛心。

萧友梅任校长以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尽力推进中国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国立音专成为具有相当规模与国际水准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

爱国者

萧友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更是一位爱国者。他始终关注民族命运的安危。1928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曾创作过乐曲《国难歌》和《国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萧友梅主持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萧友梅率师生为抗日义勇军募捐了一千多元，汇寄给黑龙江马占山军，他还为义勇军创作了一首歌曲《从军歌》，传唱一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音专在江湾建成的新校舍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萧友梅组织人员在1937年10月迁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坚持办学。一年后，又将学校一分为三。到1939年9月，音专再迁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幢残破的楼房中。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危险的环境中，萧友梅的音专一直没有停止教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萧友梅早年患有肺结核病，因长期积劳，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仍然每天办公，主持校务并为学生讲课。1937年11月，萧友梅在音专创办的《音乐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意利用音乐唤起民众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1940年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敌伪利用留日与同盟会的老关系威逼利诱，妄图拉萧友梅下水。此时的萧友梅，虽然贫病并加，且处于险恶的环境中，但他毫无所动，显示了高贵的民族气节。

1940年12月31日，因结核菌侵入肾脏，萧友梅在上海体仁医院病逝，享年56岁。

音乐创作

萧友梅在留德期间所作《D大调弦乐四重奏》是我国第一部弦乐四重奏。所作以中小学校学生为对象的《今乐初集》（1922）和《新歌初集》（1923），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两本教材歌曲和个人作品专集；收入前者的《问》，为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曾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为传唱，1924年为纪念“五四运动”5周年而作的《五四纪念爱国歌》，则是我国最早讴歌这场伟大运动的曲作。而作于1930年的《秋思》则是我国第一首大提琴独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