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
文化
周礼是先秦时期文化领域的标准思想。
文学创作方面。这体现在文体的规范和写作手法的归纳总结上。《周礼》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这里既包含风雅颂三种文体，又包含比赋兴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后世的文学创作深受其影响。
音乐艺术方面。先秦时期有一套逻辑自洽的标准。《周礼》载，“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前者是音阶的标准，后者是音色的标准。正是因为确定了这些基础性的标准，音乐才得以科学发展，最终成为一门艺术。
文体教育方面。《周礼》中提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后被儒家演绎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成为中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
审美
周代礼乐文化中的青铜艺术和乐舞艺术充满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体现的艺术精神就是一种象征性艺术精神，而青铜艺术和乐舞艺术又是周代礼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因此可以说，象征性艺术精神是周代礼乐文化中的艺术上体现出的最典型的艺术精神，也是中国早期的典型的艺术精神之一。这种象征性艺术精神对后世的中国艺术精神和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
西周的礼制确保了在政治上业已获取统治地位的家族，其优势地位的血脉延续性，从而“贵者恒贵”。亲亲原则，把国家上上下下的政治生活，演变成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庞大家族的家族生活。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国一体，有朝以来，就这样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被塑造。
从后世影响上来看，西周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统治思想的核心。当然在其后的时代，礼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发生移转，从西周之时主要作为政治权力分配功能的原则，到汉代以后转变为社会生活层面秩序塑造和维持的机制，但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并未发生改变，反而得到巩固和强化。同时，西周意识形态奠定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
城市建设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著名的大都城在城市布局上都体现了《周礼》的礼制思想。譬如在中国封建社会盛期，最具有典范代表的都城———隋唐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布局严整、统一，充分体现出周代王城的布局特点。
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现今的布局。朝鲜（韩国）的汉城，同佯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