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五年（1899）
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入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日昇昌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和庆亲王、赵舒翘等，蔚盛长交好庆亲王，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蔚丰厚交好赵尔巽、袁世凯等。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答应赔款2亿两白银。甲午赔款变为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借款和赔款，每年偿还本利2000余万两，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关道衙门，以备交付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就大大增加了票号汇兑量和经营资本。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应解英、法、德、俄的8．5万两白银，交平遥票号蔚盛长、日昇昌和祁县票号合盛元共同承汇；后又交蔚盛长单独承汇15万两白银。河南巡抚刘树堂集银11万两，交蔚盛长、日昇昌、新泰厚等平遥票号分别承领汇解。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西巡抚黄树森筹银15万两，交百川通票号汇解江海关投纳。同年，四川总督奎俊筹凑23万两白银，交协同庆等平遥票号汇解江海关兑收；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应骤迫挪凑白银36万两，交协同庆票号汇解江海关查收；革职留任的福州将军裕禄拨汇英、德借款12万两白银，发交蔚泰厚票号和南方源丰润票号共同承领，解赴江海关道库交纳；陕西巡抚魏光焘，两次汇解白银12万两，均交协同庆票号承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三十二年（1906）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进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离京，逃往西安。“国难当头”之时，平遥票号全力承担了国家财政职能，对“两宫”西行的一切费用、军支等，一概接纳办理。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途中路经平遥时，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之子赵鸿猷院落设立行宫，平遥票号声誉更加高涨，票号东家、掌柜以及伙友也身价倍增。平遥票号还与祁、太票号多次承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库款汇解和现银运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此十分感激。商业汇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号的社会政治地位。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京后，对山西票号大加赞誉。清廷急令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规复旧业，以便宫民”。平遥票号“无不闻之喜悦”，纷纷赴京复业，并又开展了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这一阶段，汇兑数量大，时间要求紧，平遥票号盈利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乎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
民国时期
民国三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于是年农历九月初一连夜离京回平。次日债权人告状，日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
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时任日昇昌总号经理郭树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十一月十二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解救财东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消息传开，波及全国。日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
日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二年（1913），蔚盛长于民国五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七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十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九年（1920）倒闭。
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昇昌暂免破产。民国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国二十一年（1932），日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