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应机乘势，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响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
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并催促装束，伏听敕旨。”——《通鉴》3、战前军需粮草筹措不当，士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既然要发动战争，必然要事先筹备好军需粮草，这是军事常识。然而据《宋书·索虏传》记载：“是岁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军旅都大起了，宋文帝才想起来动员社会捐助，甚至向民间举贷，让官员减少俸禄，以解燃眉之急。连军队最起码的给养都无法保障，可见宋文帝的北伐多么仓促和儿戏。（唱筹量沙）第一次北伐时名将檀道济本已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重创敌军，然而因为缺粮被迫撤军，要不是檀道济玩了一招“唱筹量沙”的空城计，估计宋军得全军覆没。
此外，宋军的兵力也不足，每次都是临出征时才仓促征发庶民补充，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经历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低下，而且宋军主力兵种多为水军和步兵，野战时对上彪悍的鲜卑骑兵兵，基本上就是羊群碰上了狼群。
二、宋文帝所选用的北伐将领大多缺乏军事才能，临战不能迅速把握战机，也不能与友军协同作战，甚至遇敌不战而逃，这是北伐屡次失利的重要原因宋文帝不光是不懂兵法，就在北伐的将领人选上也缺乏眼光。看看他选择的北伐主帅的临战表现：第一次北伐的主帅是到彦之。到彦之在沿黄河布防后就退回到东平须昌的大本营去了，结果冬天一到，魏军开始反攻，先后攻下洛阳、虎牢。
到彦之眼见洛阳、虎牢丢失，不思收复，先已胆怯，引军从水路撤退，到了历城便烧掉船只，丢掉铠甲，徒步逃回彭城。第二次北伐的中路军主帅王玄谟，就是那个在宋文帝面前空谈军事的主。临战时无所作为，只知道杀戮百姓，贪图钱财，一个滑台攻打旬月都攻不下来。刚包围滑台时，手下劝他用火箭射之，因为城内多茅屋，王玄谟不从；魏军援兵要攻来时，手下又建议连车为营，以抵挡魏军骑兵的冲锋，还是不从。
当魏国大军攻来时，屡屡错失战机的王玄谟却掉头先跑，弃手下将士于不顾。“军众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谟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
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及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多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托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资治通鉴》第三次北伐的主帅是张永，这个人本就是个舞文弄墨的文人，根本就不懂兵法，在攻打碻磝城时，就因为魏军纵火烧毁了宋军的营垒和攻城器具，张永惊惧之下在当晚便撤围退兵。
自己逃了不说还没告诉友军，导致宋军大乱，被魏军趁乱攻击，死伤惨重。宋文帝舍弃多谋略的沈庆之不用，擅杀大将檀道济，起用贪生怕死、毫无军事才能的人为将，北伐不失败才怪。无怪乎吕思勉先生说宋文帝“实非能用兵之人，而尤暗于择将”。
三、宋文帝本不知兵，却总喜欢在后方遥控指挥，又让心腹督战，导致将帅临战时束手束脚，无法随机应变宋文帝不懂兵法，但是又担心手下将领拥兵自重，起来造反，因为自己就是在权臣徐羡之、谢晦等人策划的宫廷政变中登上皇帝宝座的，权臣功高震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宋文帝。
在这种心理下，他不但诛杀了功高权重的名将檀道济，也不敢放手使用其他将帅。为防止军权旁落，不但自己在后方遥控指挥作战，还让心腹近臣在军营中督战，“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战场瞬息万变，前线将领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战术，等宋文帝的圣旨到，战机早已丧失。
在宋文帝这种僵死的军事指挥制度下，将帅们束手束脚，如同受控的木偶和道具，很难发挥他们的指挥才能。结语：总而言之，宋文帝发动的北伐之所以失败，除了战争双方的实力、战争方式等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宋文帝北伐战略的失误；北伐将领所托非人；而“遥制兵略”的军事指挥制度也让将领们束手束脚，无法发挥自己的指挥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