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
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
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在文网罗织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
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其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加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问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得以复兴。一时学者遂多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于“经邦济世”之学。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伸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