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一年
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约选》主要收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约选》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及“文统”、“道统”思想，并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论基础。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序》中，明确指出古文义法可“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严肃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乾隆三年
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严肃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
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
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