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影响
刘大櫆的诗作数量甚多，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歌风格豪放，颇具阳刚之美，为“桐城诗派”中一大家。刘大櫆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他的诗歌理论自成体系，他以气论诗，既发展了前人的诗论，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肇姚卿的“阴阳刚柔”的风格论之端。中国古代文论中，既有“言志说”，亦有“缘情说”，刘大櫆的诗论于此二者则兼而有之。
刘大櫆的论述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诗文和心志的关系，认为诗人的心志是诗文的根本，诗文是心志的外在表现。二是诗与人的关系，刘大櫆认为诗如其人，人的胸怀志向会象照镜子一样反映到诗中。他认为写诗的人不是为写诗而写诗，写诗是为了“言情”；写诗的人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写诗，而是在感情激动到抑制不住的时候才写诗；古人写诗，不限于文人，只要感情激动，“里巷无知之野人莫不能为诗”。其中心是强调诗歌乃“发乎情之不容巳然后言”，诗歌是情感的产物，惟其如此，只有抒发了真情实感的诗才是好诗，那些缺乏真情实感无病呻吟的所谓“诗”，是不能打动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刘大櫆在吸收借鉴前人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古文理论“神气”说，并将其应用到诗歌领域，指导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他标举“神气”说，“神气”是他的个性思想、精神品质在文章中的体现。他的“神气”投射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直谅宽博、豁达爽朗的精神气质；豪迈慷慨、气势充沛的风格；一气单行、意脉连贯的句法结构；文从字顺、音节和谐的语言。
哲学思想
刘大櫆十分重视对天道的研讨，在《天道》上、中、下三篇论文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唯主义自然观。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无论从天上的日月星辰，还是到地上的山河大地，都是运动着的各种物质现象。天上的日食、星陨，地上的地震和河流干涸等，都是自然界自身按其规律在变化发展，并没有一个上帝在那里主宰。他反对唯心主义者把福善祸淫说成是上帝的意志的唯心主义天道观。
在刘大櫆看来，宇宙间万物，“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贵者自贵”、“贱者自贱”，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刘大櫆从天道自然无为出发，探讨了万物的本原问题。
史学研究
刘大櫆反对“天人感应”的历史观，认为天道浑然无知，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他对千百年来儒家先贤宣扬的“天有知”的传统天命观念作了批判，认为天道是浑然无知的，更多地赋予了天的自然属性。
刘大櫆反对天命史观，否定善恶必有报应。他认为“天下之事将然者不可知，而惟已然者可以循迹而较”，突出史学研究鉴往知来的现实意义，其读史评议及对史实的解喻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他撰写的大量人物行状、传记和墓志，不仅有益于乡间风俗教化，亦有助于传统史学的平民化和通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