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在清理礼部档案时，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颂圣处有颂“皇父摄政王”字样，在皇上之前，并双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文件）档案，也发现自顺治四年以后，内外奏疏多有“皇父”的称呼，与“皇上”并列，与蒋良骐《东华录》记录的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好互相佐印。
将史籍中的点滴记载串联起来，可以看到，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先是被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多尔衮开始不再御前跪拜；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开始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完全是一副太上皇的威势。
还有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细读起来颇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朝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意思是说朝鲜国王问手下官员：“皇父摄政王”做何理解？金自点用清廷使臣的话来回复，说是皇父摄政王的朝贺之礼与皇帝相当；郑太和更是看破其中关系，道出多尔衮已做了太上皇，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
再看多尔衮死后享受的待遇：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出猎时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顺治帝亲自祭奠于郊外，命臣民为其服制，用皇帝丧仪，还尊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无论作为皇叔或者作为辅政大臣，多尔衮都根本不可能享此待遇。
根据以上史实，孝庄纡尊降贵，下嫁多尔衮之说似乎是“铁证如山”了。
不过，也有研究清史的学者不认同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是反清廷的，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如真有其事，在当时其他文人的著述中也应该或多或少有所反映。而清末民初刊印问世的大量前清私家著述，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清算，也从反面否定了下嫁之说，因为如果真有其事，顺治出于维护孝庄和自己的名誉尊严，也应该维护多尔衮才是。况且，帝后分葬在清朝也不乏其例。因而下嫁之说只不过是“敌国”（指南明政权）散布的谣言而已。
据说，当年太后下嫁时曾以顺治皇帝名义诏示天下，操办婚礼的礼部还专门搞了一套婚礼仪规，洋洋六大册，称为《国母大婚典礼》，而这份诏书及《典礼》至今未被发现，只有发现了这两份物证，“孝庄下嫁”之事才算真正水落石出。而一天不发现，围绕这一疑案的不同传说和猜测就永远也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