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的叙记文也常写遗民志士，哀“贤人凋丧，同志寂寥”，感慨激昂而又低回往复，兼有欧、苏之长。他于哀情文主张文贵质朴，不必以痛哭见哀；以为韩愈《祭十二郎文》工于文而情以微。因而他以叙事为抒情，如《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情事惝恍，缠绵悲怆，即体现了这一特点。魏禧叙记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记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意味无穷。
他的《吾庐饮酒记》、《白渡泛舟记》情景交融，清新委婉，旨趣潇洒。《宛臬记》斑驳奥秀，酷似柳宗元山水记。《翠微峰记》以叙事为山灵添色。《吾庐记》以记人使题旨生辉。魏禧还有大量画记，不仅描风镂影，且以议论画意取胜。《燎衣图记》细碎叙写而钩连绳贯，笔笔变化，无一雷同。著意处如画龙点睛，不著意处似颊上三毛，神态自现。《画猫记》感而讽之，取喻刻深而转折无迹。魏禧叙记文能将寻常题材写得不落俗套，往往得益于议论，翻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魏禧散文创作，不断取得蜚声文坛的成就，这和他的日臻完善的古文理论是分不开的。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不失为真知灼见。他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 （《日录.杂说》）他不仅批评为文不顾法度、师心自用，如野战无纪之师。且又反对株守古人之法而“中无所有”，指出要合古人之法而不效优孟衣冠，知文章之法有常有变。
“伏应断续”是常法；为文者“中有所得”，兴会所至，得意疾书，不汲汲于常法而能自合于法度，是以善变为法。法之常可学，法之变须从“文外求法”，加强思想文化修养，方能“神而明之”。为此，他依据明理适用的易堂学旨，提出“积理”、“练识”的辩证主张，认为积“理”可使“识”不堕入嗜新逐异；“理”若未明，又应着重练“识”，其须考察“市侩优介大猾逆贼之情状”（《宗子发文集序》）。
这样，“理”，才不致空疏无用。魏禧的观点代表了清初文论中理识法相结合的倾向，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