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中心论点集中在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该如何进行上。为此，作者通过三方面的陈述来论证这个中心论点。首先，“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乃先皇“临崩寄臣以大事”，这一论据是文章的前提，抬出先帝的遗命来证明此次北伐的必要，极具权威性。况且在当时那个才弱敌强的情况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将论据与当时蜀汉所面临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空洞的说教，更见政治家之本色。
为安定国内人心，使之支持北伐，诸葛亮一再重申自己为之复出的努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说明国家已做好充分准备，有足够力量“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时，曹魏政权“适疲于西，又务于东”，腹背受敌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为北伐胜利再添胜算。
以上是诸葛亮就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的论断，为了取得朝臣支持，他必须就此次北伐的可行性作出回应。针对朝中可能出现的疑虑，文中举了六个未解来辩驳。首先列举了汉高帝刘邦，他虽能“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打天下过程中仍不免“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然后是汉末割据一方的刘繇和王朗，只知“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不敢奋起反抗，结果被吞并。这一正一反揭示了战则生，不战则死的道理。
由远及近，曹操虽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才获得了片刻安定局面。以曹操的才华尚且如此，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又“何能必胜”。再从两国实力上作比较：军事上打天下的老臣逐渐凋零，经济上迁延不决必将导致“民穷兵疲”，攻守之间“劳费正等”的局面。《孙子兵法》中强调用兵“宜速不宜久”，这是亟须北伐的重要根据。清余诚读至此，曾喟然有感：“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这就是说文中的六个“不解”是按严谨的逻辑顺序来的，是一个逐层深入的系列。
行文至最后，又起波澜。“夫难平者，事也”，意思是事情的结果很难判断，平同“评”，这里是作者的反思。建安十三年，刘备为曹操所溃于当阳，奔走夏口。当时曹操额手相庆，认为天下一统指日可待。但后来刘备联合东吴，在赤壁与曹军决战，大获全胜。进而西取巴蜀，举兵北上，消灭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变为了可能，这些都是曹操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就在蜀汉国力蒸蒸日上之时，东吴却背信弃义，攻取荆州，致使关羽败死麦城。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同时欲借机一举吞并东吴，却在秭归大败而归。世事无常，于此可见一斑。由此作者得出一结论：凡事如此，难可逆见。这段话，是让蜀国上下有失败亡国的准备，同时也要有统一全国的信心。在成败利钝还难以预知之时，作者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份表章作于汉室三分之际，表现了作者兴邦建业，忠贞不二的品格，展示了一位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坚毅的敬业精神。此文善于表达，通过举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毫无呆板说教之嫌。作者为国为君鞠躬尽瘁的精神令后人景仰，一句“死而后已”将那颗赤诚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此文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所作，为提升士气，稳定朝局，作者在议论上气势宏伟，感情上慷慨豪迈。六个“臣之未解”将文章之气逐层提拔以至巅峰。与此同时，说理上义正词严，间接地将苟安之心驳斥地体无完肤。气生于理，理又借助气则更见立论之高远，虽无惊人之笔，但仍很具说服力和震撼效果。
从全文来看，此表不管是诸葛亮本人所作，还是后人的伪托，总体思想是基本上符合诸葛亮为人的；至于“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衍化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成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激励过无数有为之士。因此，不论此文是否出于诸葛亮之手，都是中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篇章，值得后人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