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苏轼“乌台诗案”七年后，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当年“乌台诗案”的“幕后黑手”之一蔡确，也被旧党们罗织罪名，抓住其诗作《夏日游车盖亭》里的几处段落，硬给蔡确扣上“讥讪”的罪名。这位“元丰变法”时代的顶梁柱，最后落得贬死岭南。
而到了北宋亡国前夜的宋徽宗年间，这种以诗文为“工具”的攻讦方式，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就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北宋末年时都一度遭到禁毁。而到了靖康之耻前夜，外面金兵步步逼近，汴京城里当权的“旧党”们，却在忙着痛骂王安石，闹出“不管炮石，却管安石”的笑话，成了北宋亡国的丧钟。
而比起这沉痛的教训来，更值得后人铭记的，却是这场灾难里的苏轼本人。在经历了死里逃生后，苏轼依然难忘自己当时绝望的心境：“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贬到黄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借酒浇愁到了“白酒已尽谁能借”的地步。以他给秦观的叹息说：“但得罪以来，不复做文字”。可见心灵创痛之深。
但是，元祐元年，当宋神宗去世后“旧党”得势，“新党”们惨遭清算，“王安石变法”将来被全盘废除时，却是遭过“新党”构陷打击的苏轼站了出来，当时因“诋毁新法”获罪的他，却逐条驳斥了“旧党”对“王安石变法”的抹黑污蔑，为王安石们富国强兵的功业正名。哪怕曾有“苦泪”，哪怕一度“不复做文字”，但苏轼，依然是那个襟怀坦荡的苏东坡。
透过这场闹剧里，各种蝇营狗苟的算计，不同的人物命运，我们记住的，却是苏轼，这位北宋大文豪伟岸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