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戚继光与张居正的特殊关系。在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江陵柄政”的年月里，戚继光就是他最得力的臂膀。他们俩人的关系，正如史学家谈迁的评价：“江陵（张居正）自重将军耳”，完全是英雄之间的相惜。但张居正对其十多年如一日的鼎力支持，早就惹够了红眼病。张居正去世没多久，诬陷就铺天盖地袭来，甚至还有文人捕风捉影，编出了“戚继光给张居正送海狗鞭”的荒唐段子，各种泼脏水。
当然，送没送海狗鞭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时万历皇帝眼里，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人”。于是接下来的一场场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如果不是戚继光够谨慎，恐怕“归家度晚年”都不可得。
但比起这桩公案来，戚继光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却更让人叹息：他的军事改革思想，动了太多人的奶酪。
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太明白明王朝军事的弊病在哪里。从早年在东南组建戚继光开始，打造一支铁血虎师，拱卫大明边防，就是他毕生的理想。当他初调蓟镇时，他就提出了“练兵十万”的构想，然后就被文官们骂得狗血淋头。后来在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下，他在蓟镇编练出了七大车营，以强大的战斗力与精良的装备，打得昔日嚣张的鞑靼各部流泪叩关请降，乖乖做起了大明朝的臣子。
但纵是有这样杰出的功业，如此强大的“戚家军”，在满朝文武眼里，依然是不受欢迎的异类：这样一个武将执掌了国家精锐，大明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往哪里摆？如此精良的军队放在蓟州，年年得花多少钱，不打仗岂不是白花钱？你戚继光把钱粮都花在装备训练上，大家还怎么吃空饷扣军粮？一个戚继光在，断了多少人的“好处”？
于是，随着戚继光的黯然离去，许多事儿也就顺理成章。戚继光生前苦心打造的七大车营，之后的几年里就裁的裁撤的撤。昔日精良的武器装备，竟都扔在仓库里发了霉。战场上“吊打一切”的戚家军，竟以这样的方式，悄然隐没在历史长河里。
明朝军队的堕落，更是从此加速度。一个忠诚为国的戚继光凄然离世了，接下来的大明“总兵”“将军”们，当然各个学会了精打细算。以《晚明史籍考》的记载，明末的明朝军队，已经形成了潜规则，国家拨一万军队的钱粮，各级军队层层克扣，至少要克扣走一大半。如此练出来的部队，当然就成了缺衣少粮的废物兵，甚至风一吹就有“僵而仆者”。
这样的废柴部队，又如何能打得了仗？于是晚明年间，无论抗清还是平定农民军，各级文武官员的“奶酪”越捞越多，明王朝的仗，也就越打越糟，直到在内外交困里，坠入灭亡的深渊。
更值得讽刺的是，从万历晚期开始，大明的政坛名流们，踩了无数遍戚继光，可明亡清兴后，戚继光留下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心血巨著，却成了清朝人眼里的宝，更被曾国藩等近代精英们奉为宝典。赫赫有名的“湘军”等近代军队，恰恰是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里脱胎。此情此景更可以证明，大明，错过了一个怎样杰出的军人。
那凄凉的晚景，不是因为戚继光不好，而是这不可救药的晚明，配不上这么好的戚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