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在陕西境内，因各地方言、语音的不同而演变形成了四路：流行于关中东府同州（今大荔）地区的，称“同州梆子”（即东路秦腔）；流行于中府西安地区的，称“西安乱弹”（即中路秦腔）；流行于西府凤翔地区的，称“西府秦腔”（即西路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称“汉调桄桄”（即南路秦腔）。
秦腔流传十分广泛，盛行于陕西的关中、商洛、汉中等地，流行区域西抵陇州，东至潼关，北达榆林，南过宁强，向外曾流行至京、津、冀、鲁、豫、皖、浙、赣、湘、鄂、粤、桂、川、滇、青、宁、新、藏等省区。1949年后还传至台湾，域外远达吉尔吉斯斯坦。
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秦腔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这个时期，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共就有三十六个秦腔班社，如保符班、江东班、双寨班、锦绣班等。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前后出现的张鼎望《秦腔论》，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吴长元《燕兰小谱》、周元鼎《影戏论》，都是较有影响的论述秦腔著作。《秦云撷英小谱》载：“西安乐部著名者凡三十六。”这些班社均为秦腔班社，每个班社均拥有一批有影响的艺人。乾隆、嘉庆（1736-1820年）年间，秦腔演员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演出，使京腔六大班几无人过问，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
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几乎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戏曲剧种，同时也是流行全国许多地区的剧种。就清代有关史料统计，当时除山海关以外的东北三省尚未有秦腔的足迹外，其他各省都有流行。在流行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逐渐递变形成各地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在各地流行的地位遂被代替而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变成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
1912年，在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一些革新，并大量编演反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剧目。在此影响下，山东、河北、天津、甘肃、宁夏等地，都相继成立了仿陕西易俗社建制的戏曲团体。如山东、河北、天津的易俗社、甘肃的化俗学社、平乐学社、宁夏的觉民学社等。易俗社曾先后两次赴北平、武汉和甘肃等地演出。西安先后成立的还有三意社等秦腔班社。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为戏曲表现革命的现实生活，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938年7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
彭德怀同志在给《血泪仇》作者马健翎的信中说：“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热烈欢迎，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有力的武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还特此授予马健翎“人民艺术家”称号，民众剧团获得了“特等模范”的奖旗。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至20世纪80年代初，共达三百多个，其省属剧团有陕西戏曲研究院秦腔剧团、甘肃省秦腔团、宁夏回族自治区秦剧团、青海省秦剧团（后改为西宁市秦腔剧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猛进剧团。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的人才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