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眼中的商人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的主流，因此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被后世的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虽然手段上每个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以唐代为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重视农业的皇帝，他在《贞观政要》中说道：食及民天，农业的丰欠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政治的盛衰安危；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纯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婪逐利。重农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
唐宋时期的商人
商人或商业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君臣上下贵贱尊卑的经常因素，封建等级秩序要求的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而商人的出现就破坏了这种平衡的秩序。“商人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宗法专制秩序。
中国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是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一种“均贫”状态，民众永远互相分散孤立，为温饱忙碌，也没有财力去与官府抗衡，因此这种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破坏者，必然也是政府抑制的对象。
商业也影响社会风俗。古代商人普遍文化不高，伦理道德意识薄弱，也并不注重自身修养。商人有钱后，其家“男不耕女不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甚至很多商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视，其后代理我容易骄奢放纵，有的还成为一方一霸，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破坏相当严重。
可是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商人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功利风气，造成统治者眼里的“弃本业，逐末利”的社会风气，所以儒家才会大声疾呼“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
如何抑商
封建社会对商人的抑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要交比普通人更高的税，甚至在魏晋时，商人穿鞋子也必须一只白色一只黑色，以此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这是一种人格上的贱化，是将商人与罪犯、贱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规定，表明商人的地位远低于普通庶民。因此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商虽可致富，但不能当官，也不能光宗耀祖，确实对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小农社会。这种社会是以农业为国本，只要国有余粮，有可战之民，就不怕任何灾难。而小农社会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的推广，更有利于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的静止的、封闭的社会，才不会产生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这也是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对商业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重农抑商是对是错
虽然统治者实行“抑商”政策是为了满足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但我们在分析这个政策时，也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其历史性和必然性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这一政策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长，这于重农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重农才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求，而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模式，是封建社会最为平衡的社会发展模式。
重农抑商出盛世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政府如果放任商人群体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商人手里。唐代“开元盛世”时，正是商业繁荣，政府对商人的容忍度比较高，才造成了一大批大商人和暴富者，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国家财政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国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从那之后，大唐盛世不再，甚至造成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
重农抑商政策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使得小农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并，阻止了商业资本向土地的渗透，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的几个盛世，多是在重农抑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古人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不能让钱集中到少数人手上，从而对统治和社会稳定产生危害。从这个角度上说，重农抑商，是有一定道理和进步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