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考试结束，考取者照例要拜师。自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在中国文人圈里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每次科举考试，都能产生一堆恩师和门徒。因为科举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古代科举选士的特殊性，很多“师生关系”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教与学”的关系，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应酬和晋升的途径。
当苏东坡手持门生帖拜谢恩师欧阳修时，欧阳修没有解释他本该取第一的缘由，倒是急不可待地问起了考卷中关于皋陶的典故，没想到苏东坡的回答却是“想当然”，他说，“曹操灭袁绍后，将袁熙之妻赐给曹丕，孔融于一旁嘲讽道，‘当年武王伐纣，将妲己许与周公’。曹操大吃一惊，问从何处所见此典。孔融答之，‘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皋陶这事儿，以此推之。”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这事儿是我瞎编的，但也并非凭空捏造。既然前人孔融曾经为了论述需要，做过类似的推断，我自己也可以这样依葫芦画瓢地运用。是什么让一个还没出道的毛头小子如此自信呢，我想只有才华。
欧阳修盼星星盼月亮般听到的却是苏东坡答非所问的意料之外的答案，非但没有半点责难，反而大加赞赏：“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东坡在文坛上迅速崛起与欧阳修的推荐密不可分
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坦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书信内容一经流出，苏轼更是声名鹊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后来在文坛盟主的地位。作为一代文宗，德高年劭，最是爱惜羽毛之际，欧阳修却毫无嫉贤妒能之心，以宽广的胸怀，给后来人留出一片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二年欧阳修作为礼部贡举事主持科考，所取之士可以说网罗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如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还有程颐、张载等理学名士，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更是北宋后期新党旧党之争的重量级人物。欧阳修一生中，还举荐过王安石、包拯、胡瑷、吕公著等。
欧阳修还逢人便说：“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一次与儿子谈话时，他颇动真情地说：“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就因为有苏轼这个人啊。”欧阳修表达的情感，完全是发现人才的激动和开心，并未有半点妒忌，且有“文坛终于有人接我班”的欣慰。
由此可见，苏轼在文坛上能迅速崛起，和欧阳修的强力推荐营销密不可分。
在此后的岁月中，苏东坡受教欧阳修十六年，政治上共进退，学识上共切磋，生活上共互助，精神上共慰藉。这十六年间，苏东坡除了先后回老家为父母守灵尽孝的五年多时间外，先后任凤翔签判、直史馆、杭州通判等职，而著名的“乌台诗案”挫折来袭时，恩师欧阳修已魂归黄泉。
如果欧阳修尚存活于世，面对苏东坡遭遇的文字牢狱，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感人营救呢。而欧阳修也先后经历了开封府、枢密副使、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知青州蔡州等岗位的起落。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因为反对王安石（也是欧阳修提携过的人物）的变法，都在走向命运的低谷，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在考验中却历久弥新，更趋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