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四年（809），宪宗以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率领神策军，会同河中、河阳等道兵马，大张旗鼓，远征成德王承宗。可结果呢，根本没占到一点便宜。在相持数月之后，为了体面地从成德战场脱身，宪宗不得已，只得给王承宗加官进爵。这一仗，彻底暴露了神策军是个银样蜡枪头，因此在其后讨淮西、淄青的战役中，宪宗再不敢让神策军参与，而是用老办法，即调动那些比较听话的藩镇兵马，以藩伐藩。
这种借力打力的办法，看似很美好，但被当枪使的藩镇，一点也不糊涂。他们知道，帮朝廷消灭了骄藩叛镇，下一个挨刀的便是自己，一个个“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所以出兵不出力，不肯力战。且各镇兵马勾心斗角，难以齐心协力。因此，对上拧成一股绳河北三镇，很难有胜算。军事实力不够，正是唐中央的最大尴尬之处。
财政
唐中央的钱袋子，则是另一尴尬之处。建中元年（780）所推行的两税法，将各州所收赋税分为三份，一份本州自留，一份交给观察使，一份上供中央。从实际来看，两税法之下，唐中央所得的赋税，最多之时，也勉强只有总量的三分之一。
中央财政大为缩水的同时，开支却有增无减。戍守边疆的军队虽然囤田自供，但远不能自给自足，仅西边和北边的方镇，“除所在营田税亩自供之外，仰给于度支者尚八、九万人”。神策军打仗不行，待遇却极为优厚，且皇帝还常施予额外的赏赐，有的已成惯例，如新帝即位的赏赐。穆宗即位，便赏每个神策军五十贯。如此一来，唐中央能够支用的闲钱，实已无多，根本不能支持长时间的战争开支。而用兵河北三镇，可能速战速决么？
与唐中央捉襟见肘的财政不同，河北三镇所在的河北道，有黄河、漳河、滹沱河、易水等河流，贯通其境，不但利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且所冲积出来的广阔平原，土壤肥沃，宜于耕种，加之悠久的农耕历史，使得这里成为唐代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所得的粮食为91万石，河北道就占了40万石。此外，河北地区铁、铜等矿产资源甚为丰富，所以手工业也相当发达。
虽然安史之乱使这里遭到严重破坏，但经过人民的辛勤劳动，各镇统治者也非莽汉，招抚流亡，垦荒种田，推行一系列利农措施，使得河北的经济很快复苏。唐末朱温囤兵魏州，不过半年时间，魏博便提供了“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所以杜牧说，河北各镇“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
三镇雄厚的财力，不但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提供了保障，且能够支持长时间的军事行动。唐中央那个捉襟见肘的财政，却不行了，战争时间稍长，便“府藏空竭”“国力不支”。所以在这一点上，唐中央也远处于劣势。
边疆形势
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的形成，本就是由于安史之乱期间，边防军队内调平叛，吐蕃趁机进犯，为避免腹背受敌，只得与安史叛军妥协，对归降者既往不咎，且令安史降将分帅河北。其后，趁着吐蕃入寇、仆固怀恩反叛之机，诸降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恢复元气，形成后来的藩镇割据之患。
由于唐朝丢掉了河西陇右，首都长安已经暴露在吐蕃眼皮之下，使得朝廷在用兵河北之时，不得不顾及西北边疆严峻的形势。德宗为了“内靖方镇”，多次派出使臣，与吐蕃修好。但贞元二年（786），“吐蕃寇泾、陇、邠、宁”，与吐蕃的关系又紧张起来，虽在这年平了李希烈之乱，却再不敢动河北三镇。宪宗元和削藩，也是在与吐蕃关系暂时缓和的基础上进行的。元和十三年（818）以后，吐蕃又频繁入侵，穆宗初年三镇复叛，朝廷无能为力，实有此一重因素。
河北三镇既在地势、军事力量、财政方面占优，唐中央又受边疆形势掣肘，自然难以削平三镇。黄巢之乱后，河东李克用、宣武朱温二镇，迅速崛起，行成实力更强大的军事集团，又争相拉拢河北三镇，导致三镇联盟关系逐渐瓦解，三镇割据性渐次弱化。最终，幽州被河东所灭，成德、魏博在当了数十年的墙头草后，于后晋时被肢解为若干小藩镇，昔日的三大雄藩就此彻底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