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年中，二人虽然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音书不断，常有诗文往还：
皇祐元年，富弼应韩琦之请，作《定州阅古堂》诗及序，称颂韩琦“公文化民，公武御侮”的卓越功业。
皇祐三年，富弼在蔡州寄诗给韩琦，韩琦评价甚高，并回诗两首，诗中写道：“我实知公心，爱我久益腆。诱我进学勤，要在纳诸善。我素荷公德，公教敢不践，讽诵复宗师，夙夜以自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韩琦对富弼的敬重。
皇祐五年八月，富弼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后以二府旧臣，迁户部侍郎，韩琦作诗相贺。
至和二年二月，富弼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好巧不巧，其前任正是韩琦。于是，借交代公务之机，暌别十年的两位老友终于得以有短暂的会面。再次分手之际，韩琦深情地写下《离并州至晋祠次韵答宣徽富公》。
该年六月，富弼拜相，韩琦为之振奋不已，在寄给杜衍的和诗中写道：“彦国（富弼字彦国）贤推不世奇”，并把富弼比为周公，推崇备至。
转过年来的八月，韩琦也被仁宗召回京，任枢密使。苏辙撰《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记载其事道：“上临御既久，遍阅天下士，群臣未有大称上意。上思富、韩之贤，复召寘二府，时庆历旧人惟二公与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庆。”两位好兄弟不仅可以重新聚首于京城，而且被朝廷倚若柱石，启动了“弼翼琦飞”的升级模式。去世多年的范文正公若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生隙
到了嘉祐三年（1060）六月，首相文彦博去职，富弼升任首相（北宋称昭文相），而集贤相（北宋的次相）一位则由韩琦接任。同在中书之日，富弼和韩琦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公私关系 ，不以身居高位而易其初心。但也有材料显示，二人偶尔也会因议事不合而产生龃龉。韩琦英爽果断，富弼谨慎持重，二人做事的风格有明显的不同。
嘉祐六年三月，富弼因母丧解职还乡。按照北宋的成例，“执政遭丧皆起复。”仁宗看重富弼，虚位五起之，富弼坚辞不出。在中书时，富、韩曾就宰相起复故事交流过意见，韩琦说：“此非朝廷盛典也。”
于是，富弼在辞免起复的札子中奏道：“臣在中书，盖尝与韩琦论此。今琦处嫌疑之地，必不肯为臣尽诚敷奏，愿陛下勿复询问，断自宸虑，许臣终丧。”富弼的意思是说，韩琦本来反对宰相起复，然而现在是我富弼遭丧，韩琦作为次相和我的好友，不好再坚决反对起复，所以皇帝就不必征询韩琦的意见了。有人说，韩琦看了这份札子后心情不爽，从此二人有了嫌隙。
仁宗见富弼终丧之心甚坚，考虑到首相之位不宜久悬，半年后乃拜韩琦为昭文相。有熟人直言不讳地向韩琦建议，应该推辞昭文相的任命，等待富弼的复位。
韩琦说：“此位安可长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辞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长保此位也，使琦何辞以白上？”这理由似乎有点牵强。以当时的情势观之，若韩琦坚持不就首相之位，仁宗未必不准。韩琦未能坚拒，于公自无问题，于私却不免有憾。
在富弼居家守丧期间，仁宗崩，韩琦以首相的名义领衔拥立英宗即位，成为旋乾转坤第一功臣，政治地位如日中天。
至嘉祐八年五月，富弼守丧完毕，朝堂上留给他的位置已经有限。昭文相是不可能再做了，集贤相也已经有人，于是，英宗任命富弼为枢密使。以富弼的本心，对这个新的任命大概是不太情愿的（所以屡辞新命），然而皇命所在，又不能挑肥拣瘦，做就做吧，于是打点精神，回京任职。
据宋人王巩《闻见近录》的说法，至和年间，仁宗一度病势危殆，富弼曾就立储一事与曹皇后秘密交换意见，曹皇后属意于宗实。富弼于是和首相文彦博商量一致，令人提前拟好传位诏书，以备非常。后来，仁宗病势好转，诏书也就没有派上用场。
及至韩琦入枢密，富弼把计划告诉了韩琦，“欲共图其事”。可是富弼运气不够好，赶上丁忧，于是成全了韩琦。韩琦敦促仁宗立宗实为皇子，富弼对此有了意见。富弼觉得，等到仁宗宾天之时再立皇子也来得及，现在早早地立皇子，一旦计划有变，“岂复得其人也？”以二人的性格差异，在立储的时机把握上出现分歧也在情理之中，是否因此生隙则殊不易断言。
做了枢密使的富弼发现，朝堂的局势和氛围较诸几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由韩、富二人携手开创的二府心相印模式已如明日黄花。想当初，富弼在中书，韩琦在枢密院，中书每有重大疑难政务，富弼多与韩琦私下通气。
现在，两人的位置掉了个个儿，韩琦却从不就中书政务私下与富弼交换意见，除非皇帝下令两府共同议事。韩琦的做法，在制度上自然挑不出毛病，然而于人情有点说不过去，若说富弼对此毫不介意，似乎也不近人情。
决裂
真正导致二人决裂的其实是治平初年的特殊政局。英宗刚刚即位就病倒了，曹太后依故事垂帘听政，帝、后关系火星四溅。执政大臣们夹在两宫之间，苦心弥缝，天天忙着救火。同为庆历旧人，韩琦和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新君一边，而富弼则倾向于太后一边，富、韩二人的政治立场由此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后来，英宗病情好转，曹太后因隙而不愿还政，韩琦单枪匹马迫使太后撤帘，演出了一幕扶危定倾的好戏。韩琦此举确是功在社稷，然而在凸显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却显得对其他宰执大臣（尤其是富弼）不够尊重，从而扩大了富、韩二人之间的感情裂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段史事曰：
及太后还政，遽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谓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
经此一役，富弼不免心灰意冷。他不仅坚拒英宗给他的加官，后来干脆以身体多病为由提交辞呈，恳请补外，乃于治平二年七月，出判河阳。有人说，此后的若干年里，富、韩二人不通音问，甚至韩琦去世，富弼也一无表示，真是怨到了骨子里。而据出入于富弼门下的邵伯温的说法，富弼致仕后居洛阳，每年生日，都会收到韩琦派人送来的书信和礼物，而富弼则以老病为由不予回信，不过韩琦去世时，富弼是吊祭了的。
实际上，富、韩二人虽然心结重重，不复当年的亲密无间，但到老仍保持了君子之交的应有风度。《六艺之一录》卷337《富文忠公十二帖》中，前八帖均是富弼写给韩琦的书信，时间跨度从嘉祐三年到熙宁四年。
这些书信今已全部佚失，其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六艺之一录》所介绍之一鳞半爪来看，完全是朋友同僚间的正常通信，并无过激之词。此外，嘉祐八年十一月，富弼应韩琦之请，撰其父韩国华神道碑铭。熙宁五年三月富弼致仕时，韩琦有贺致仕书。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判相州，富弼亦有贺书。这份贺书辞意勤恳，出于至诚，有“终为苍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之语。可见两位政坛大咖非同寻常的胸襟。
以今日之目光来看，富弼与韩琦的交恶固然有政治利益的参差，然而更多地还是源于政治立场的分野和处事原则的差异。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造化无情，同归寂灭。熙宁八年（1075）六月二十四，韩琦卒于判永兴军的任上，享年六十八岁。富弼则在优游林泉多年之后，卒于洛阳家中，享年八十岁，时为元丰六年（1083）年闰六月二十二。巧合的是，如果按今天的阳历来计算，两人都逝于8月8日，冥冥中似乎仍保持着某种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