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四年十二月,韩琦又奏道: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 取得了较大成绩。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
庆历五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
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琦改革役法,罢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粮食官物,须以家产赔偿。
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从庆历五年到嘉佑元年,韩琦在地方任职11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佑五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
结果仅秦州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 鹿阝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韩琦还发展边防经济,维护边疆秩序。定州与契丹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契丹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
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
朝廷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了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这样,提高了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
再次,韩琦整顿定州驻军,关心群众疾苦。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驻军骄蛮难御。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皇佑年间,明镐引诸兵平恩州,独定兵邀赏赉,出怨语,几欲噪城下。
韩琦到定州后,感到问题严重,他下决心要对定州驻军加强整顿,以强化军纪,维持边境安全。对士卒犯令者,韩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对作战牺牲的士卒博赏其家,抚其孤儿,使继衣廪。因赏罚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驻军军纪大变,面目一新。
其后,韩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 后来,即便是京师龙猛卒到定州驻防,被韩琦整顿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治平四年正月朝廷改判韩琦知永兴军,经略陕西。韩琦义不辞难,承命即行。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而韩琦认为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
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
熙宁元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写道: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
当然,韩琦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 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
待自己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
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无论是在陕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扬州、大名等地,他都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
他不仅在北宋,而且在辽和西夏都有很高声望。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以致于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
至于西夏,由于韩琦参加了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使得西贼闻之心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