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初农业高速发展，农业产值甩开宋元一倍，国家储粮“宇内富庶”的好景象。但这类“送耕牛”的好年月，也并非什么时候都有，更多的时候是，哪怕农民家里穷的掉渣，哪怕上一年遭遇天灾，欠了一屁股债，新一年也要如明朝学者陈恩叹息的那样“再供租约赁耕牛”。
一头牛，都意味着这么重的负担，再算上天灾丰欠种子肥料等各种成本。古代一户“垦荒”的农民，负担更是可以想。哪里能想开荒就开荒？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牵头牛来就能整明白。
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农户天生神力，靠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开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田园”。可这田园能维持几代，也同样是这大问题。哪怕年年风调雨顺，哪怕农业生产成本一直稳定不变。封建王朝的盘剥与土地兼并，都足以让一家普通农户“扛不住”。
还是以宋代为例，宋朝号称“富宋”，统治者“不遏兼并”，宋朝农民的负担也一代代暴增。除了日常的“二税”外，农具、牛皮、盐、铁等十几种名目，都要再附加交税。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些附加税往往是“二税”的数倍。更狠的却是徭役，以北宋的徭役制度，有钱的富户往往要担任“衙前”，也就是组织劳役。可北宋徭役沉重，有钱人不会扛这锅，稍有钱的自耕农就倒了血霉，服一次劳役下来，就给折腾到破产。
发展到北宋“仁宗盛世”年间，以名臣韩琦的叹息说，许多自耕农地不敢种，牛不敢养，家里有守寡老母的，都逼着老太太改嫁。就怕被人“误会有钱”，弄成“衙前”就糟了。发展到后来，很多自耕农为了逃役，几乎是举家逃亡，以至于“税存户亡”，这样的光景，再好的“田园生活”，也是过不下去。
看过这雷景象，大概也就明白，为什么“优雅”且“皇帝仁慈”的北宋，三个世纪里闹了四百多次农民起义。但凡能让农民安心种地，就绝不会闹。
发展到明朝，情况就更让人深思。明初号称“轻徭薄赋”，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农民承担的赋税，也是不知不觉就涨。明朝弘治年间时，东南地区的农村赋税，就通过“折变”的方式，增加了五十多种附加税。万历年间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走了样，万历亲政后，东南农业赋税“折银”，竟然增加了三倍多。地还是那些地，赋税滚雪球加，任何一家自耕农，都是苦不堪言。
赋税如此沉重，交不起税的农民们，自然也不得不舍弃土地。所以在明朝中后期的东南沿海，土地兼并的新一轮狂潮掀起。享有特权的皇室官僚们大量兼并土地，千千万万交不起税的农民沦为佃农。然后就是“富者田连阡陌……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租税额如故”。有钱人不交税，穷人交不起，财富惊人的东南地区，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里。
如果说在富庶的东南，贫穷的农民尚可做佃农，那么在本就不富裕的北方，农民的处境只能更糟。同样是土地兼并，同样是沉重的赋税，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只能举家逃亡，变成了各地的流民。比如陕西西乡地区“富民置产，弃多贫民”，甚至“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饱食终日的明末士大夫们，一边“收集”着土地，一边骂着流民，殊不知，那最后推翻明王朝的“流民”力量，何尝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这痛心的一幕，折射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史，无数兴衰背后的真相。“垦荒难不难”的话题背后，是多少发人深省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