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
这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剧，他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学术论著的感染力量。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
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除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脉、自由精神的人还总在呼喊灵魂高于一切之外，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既无巫术的威慑力，又无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么？当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们魂兮归来时，他根本没想到他祭起用于招魂的学术论著早已被举世炫目的实用主义杏黄旗掩没，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他倾听四周，用他的盲睛细细搜寻，才发现真的只剩下孤独与寂寞。
第三重悲剧：身体无法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多病与盲目也许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剧。他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论著的基础，可是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盲目。
我总觉得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总是在互相对抗，即所谓“身与心仇”，他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大凡表示对自己躯体满不在乎甚至觉得躯体为累赘的人，其实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陈寅恪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
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
其实，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悲剧人物。
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陈寅恪在生活中还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筼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
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
在陈寅恪身上演出的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究其原委，一半儿在外，一半儿在内。他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有一种无计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
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论学识，陈寅恪先生被称为“近300年来第一人”；论见识，陈寅恪先生是“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的塔尖；论胆识，陈寅恪先生一身风骨，一生践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因此，如果谈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塔尖上的人物，当然应推陈寅恪——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
然而，这样的人格，岂能逃过那年的风霜？1969年10月，陈寅恪先生含冤而逝，遗嘱没有一个字，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住地流泪。此后，陈寅恪被遗忘了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