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辫子在北大校园里实在太过于惹眼了，难免引起众多学生对他辫子的猎奇和嘲讽，辜鸿铭也心知肚明，于是，一次上课时他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学生们闻言顿时一片静默。
辜鸿铭学贯中西，西方人对他推崇到了什么地步呢？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犀利与幽默。
在北大能入辜鸿铭法眼的没有几个，就是赫赫有名的胡适在他眼中也不值一提。他曾批评胡适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他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而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他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的？
就连北大那些处处高人一等的洋教授见了辜鸿铭也不得不屏声敛气，生怕得罪了这个“学霸”。有一次，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无意中看到这个头戴瓜皮帽拖着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头子，不觉为他的怪模样失态发笑。
辜鸿铭并不生气，他走到这个英国教授面前，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国教授一惊，忙答：“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改用拉丁语与他交谈，这位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丑态百出，辜鸿铭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急忙逃之夭夭。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身为张之洞洋文案（洋文秘书）的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20年中国书！”
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做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据说早在辜鸿铭还在爱丁堡留学时，有一次上了公共汽车，他故意买了一张英文报纸倒过来看，惹得旁边的英国人哈哈大笑，认定这个看似乡巴佬的家伙根本不懂英文还要学人附庸风雅。
辜鸿铭等他们笑够了，这才把报纸一收，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语淡定地说：“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简直没有意思。”旁边的英国人目瞪口呆，车到站了，辜鸿铭从容地走下车去。
在那个中国人一直被西方轻视的时代里，辜鸿铭总是不放过任何给中国人争脸的机会。而如果有谁不是发自内心真正尊重他、欣赏他，他也会毫不给对方面子。
1920年，毛姆来到中国，想见一见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的辜鸿铭，他的朋友特地写了张便条请辜鸿铭到毛姆的住处一叙。
可是左等右等，辜鸿铭就是不来，毛姆无奈，只好自己找上门去。一见面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道：“你们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认为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在北京东城椿树胡同那座并不起眼的四合院里，许许多多漂洋过海慕名而来的洋学者们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辜宅燃黑油灯，烟气扑鼻，洋人朋友或谓此灯太暗，辜鸿铭郑重地教训道：“我们东方人，讲明心见性，人如果心明，则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洋人专注重外表！”
1927年，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种礼贤下士的影子，转身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