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不能完全脱离政治权力，一代两代不做官，或许还能维持门第，但如果长期不做官，也会慢慢衰落。比如南朝最显赫的士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唐朝就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几无所闻”。
但无论是仇鹿鸣，还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的作者谭凯，都对门阀士族作为一个整体在唐代的衰落，或持保留意见，或不承认。如果门阀大族在唐代已然衰落，谭凯这本书所有的论述就失去了讨论的依托与意义。
按照美国汉学家姜士彬先生在《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中的统计，东晋时期最高级官员出自世家大族的比例几乎占75%，南朝和隋代则接近74%。从数据上看，唐代世家大族的势力的确“衰落”了，唐代前期这一比例降至56.4%，后期则为62.3%。
但即使56.4%的数据也证明了世家大族势力的强大，唐代后期的回升则更凸显了唐代不是世家大族的势力下降期，因此姜士彬仍然将唐代定义为“寡头政治”的时代。
即使是南北朝士族通婚的门第观点，在唐末也保有了奇特的生命力。唐代晚期，山东士族对于和李氏皇族联姻仍不太积极，唐文宗曾感慨：“民间修婚姻，不计官，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唐文宗此时或许是想到了同样“受辱”于士族的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强迫编者重修，才将李氏列为了第一等。
很多论者将唐代作为世家大族的衰落节点，很大程度上是高估了科举的作用，或者说，高估了唐代科举制度的作用。如仇鹿鸣所说，唐代科举取士数量很有限，大量官员仍是通过门荫入仕，同时士族能在科举考试中占优势，某种程度上还是圈内的竞争。孙国栋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也指出，“晚唐以前，贵胄子弟虽与寒人同试，然以父兄在朝，交相援引，子弟之入选自易”。
中国门阀士族与西欧日本相比，一大中国特色就在于其“教育优势”。无论是在科举制度发明之前还是之后，中国门阀士族一向是非常重视族中子弟教育的。在印刷业普及之前，藏书大量集中垄断在在门阀士族的家中，寒门子弟根本无从机会接触。
为何消失在唐末？
在回答门阀士族为何消失在唐末五代这个问题之前，更有意义的设问是：门阀士族为何可以自东汉至唐末，兴盛七百余年？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东汉至唐末，虽屡经天下大乱，但祸不及门阀世家。每一代王朝建立时，每一任皇帝登基时，虽然对具体的家族也有亲疏远近，但门阀世家作为一个整体，始终被皇权视为合作对象，有那么二三十家门阀也始终屹立在政治潮头。
在曹魏代汉的过程中，所谓的汉臣基本都被和平演变，曹丕以汉献帝禅让的形式来取得政权，不仅没有搞政治清洗，还给给了自称秉持儒家价值观的世家大族们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曹操杀杨修事件则显示了曹魏政权对世家大族那种“又打又拉”的态度。曹操之所以杀杨修，自然多少有震慑弘农杨氏的意思，警告他们不要介入立储之争。但曹操更想表达的是自己“对人不对族”的意思，杨修是杨修，弘农杨氏是弘农杨氏。他杀杨修之后，便专门写了封信给杨修的父亲杨彪，还奉上礼单，“所奉虽薄，以表吾意”。不仅如此，曹操的夫人卞氏也大走夫人外交路线，写了信给杨彪的夫人，为曹操说情，还给了一份更丰厚的礼物。
曹操此举，自然是想修补与弘农杨氏的裂痕，给双方家族一个下台的机会。而以本文的主题而言，弘农杨氏也由此摆脱了因为杨修得罪曹操而全族遭诛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