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公开提倡重法酷刑，《大明律》中记载的刑法，除元朝“五刑”为正刑外，还有斩、绞、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堪称种类丰富、花样百出。这种种酷刑，造成朝官的极度恐怖，人人自危，以致有人说朱元璋的野蛮残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统计，大明朝开国功臣81人，有的被赐死，有的被吓死（恐吓后自杀），最惨的可能要数蓝玉了——死了还被剥皮，仅有3人得以善终。可以说，大明朝的官员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犯罪的路上，甚至出现了官员带枷办公的奇景。
更可怕的是，这些罪行都是依法执行吗？并不是！大明的刑法有时还会临时突变，在刘辰《国初事迹》里记载：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娶已许配的少女做宫女，说“于理未当”，结果被碎肉而死，参议“李饮冰被割乳而死”。该书还记载在郭桓案发后，“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之家者人不计其数”。
而元朝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宽刑慎法。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元朝对犯罪处罚手段也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而且在具体实行这五种刑罚手段时，司法机关也格外慎重。
对于酷刑，元朝中央政府也是明文禁止，《元典章》刑部二就有《禁止惨刻酷刑》的专门条目。跪瓷片、上夹棍、请君入瓮之类“不胜楚痛，人不能堪”的酷刑，从中央层面就是禁止的——犯人也有人权的。元朝的刑法，甚至比温厚的宋朝也要宽松一些。
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评价说：“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就连朱元璋也说：“元以宽失天下”。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也不是太好，直接影响就是：在元朝犯罪成本很低，相对应的，就是治安工作不太好干。古往今来，几多王朝更迭、几家皇族兴废，兴起有兴起的理由，没落也自有没落的道理。历史是尊重事实的学科，研究历史，是为了能更全面看待，而不是套个“xx粉”的帽子，随意站队猛撕。
元明皆有功有过，需客观辩证地对待，不可以偏概全，也不可片面夸大，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心中都自会有论断。
